上海通俗文艺研究会

人物篇殊途同致终有别------记贾芝与贾植芳先生

       陈思和

"一九三二年的某一天.一列在山西军阀阎锡山特制的铁轨上.爬行的火车.吼叫着由太原出发穿越娘子关.列车上坐着两个中学生,一个小一些的,大约是十七岁左右,黑黑瘦瘦,额前披着长头发.两眼出神地望着窗外,越过慢慢向后倒去的风景，是乌云密布和一个预示着各种凶兆的崭新的世界.那个大一些的是他的哥哥,二十岁不到的祥子,兄弟俩的脸型酷似,但老大天庭丰满得多,他这会儿正襟危坐,时刻在提醒自己要为弟弟作出一个优秀的榜样."

这个片断,是我多年来一直在设计的一部书稿的开篇.它将写写我的导师贾植芳先生的传奇一生.几年过去了.书一直没有写出来，以后也未必能完成,不过这个开头的片断则似一个梦象始终盘旋在我脑中，挥拆不去.它有一种宿命的象征:这间一列车里的兄弟俩,他们血缘、环境教育几乎都一祥,后来的信仰与追求也一样.可是命运女神却赋予他们完全不同的人生经历.这种阴错阳差,究竟应该是归咎于性格的悲剧性呢,抑或是历史的悲剧?

这个片断中的主人公,那个17岁的中学生,现在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贾植芳,在过去的岁月里.这个名字前面有个头衔是"胡风集团的骨干分子".他的哥哥是**的民间文学学者贾芝,另外. 还有一个虽不上词条和自传,但是人所周知的身份,是李大钊的女婿.

我首先认识贾植芳先生.那时我还在中文系念书,并且下决心按王瑶先生写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写到的作家作品,系系统统地找来读.一次。听资料室的一位老师说：“有个｀胡风分子’,调回资料室工作了,你研究现代文学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去找他."于是我就开始注意起来,其实也不用寻找,贾植芳先生一出现就会让人注意,他说话声音高.为人又热情,一踏进资料室就能听到他的一口山西腔:替人找书啦,推荐什么文章啦,解答学生的疑问啦,虽然那时他头上"胡风分子"的帽子还没有摘除,但朴朴素素、问心无愧地与人交往,看不出一点"老运动员"的猥琐相.当时我们一些同学私下都奇怪.贾先生说话的声音那么高亢急促,像是天生做报告发指示似的.可是他一生四次入狱,50年代开始又被迫害长达25年之久,在那些忍辱含垢的日子里他怎么过?后来,我渐渐地与贾先生熟了,又在他的指点下,一步一步地进入了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堂奥......这些都不去说它了。后来我又知道了贾先生的哥哥就是贾芝.其实贾芝的名字我早就知道,还是60年代的时候,读过一本讲"五四运动"的书,好像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里面第一篇就是署名贾芝的文章,是关于李大钊在五四时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不过现在才明白,那个宣传李大钊的贾芝,正是李大钊的女婿. 如把贾氏兄弟的社会关系排列起来很有趣,那就是:胡风的朋友是贾植芳,贾植芳的哥哥是贾芝,贾芝的夫人是李星华,李星华的父亲是李大钊.人际关系成了一条奇怪的线,胡风与李大钊是这条线的两端,就像是两个方向的拉力一样,把贾植芳与贾芝拉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两种命运上去. 然而,胡风一生所追求的,又偏偏是李大钊所追求与倡导的马克思主义.

要说这兄弟俩的性格有差异,大约也是有根有据.贾芝先生从童年起,就属于懂事,早熟一类的孩子,安分守己,循规蹈矩，门门功课都是优秀,是家长眼中的孩儿楷模;而贾植芳先生则完全不是驯顺的人,用他自己在一篇散文里的介绍,从孩提时代起就是"家里闹事,外面闯祸",这八个字写尽了一个冥顽不灵的山西顽童的神态.在《我的读书记》里植芳先生讲了一个他念小学时的故事,那. 《语文》教科书的第一篇课文,就是"大狗跳,小狗叫,大狗跳一跳,小狗叫三叫,汪、汪、汪！"他每次上,课都把教科书拴在裤带上,经常是买一本,丢一本,但因为课文编得有趣,倒是记住了。一次教师让背诵,他背到狗叫觉得好玩,就一个劲地"汪汪"下去,教师拍桌子也止不住.植芳先生说,他那时只觉得好玩.不过我发现,先生对狗叫"汪汪"吠声有一种特殊的敏感.1940年他在重庆《扫荡报》,正值汪精卫在河内与日方谈判的消息传来,他义愤填膺,在报纸的头版新闻版上用这样的标题报道: "汪逆狂吠,汪汪汪......"惹得国民党人士老大不满.到1990年他写《我的读书记》时,他又一次提到了"汪汪"狗叫,说"文化大革命"中每逢红卫兵批斗他时,他总是想到了这份"汪汪汪"的积极性. 若把植芳先生一生的遭遇串起来,那"汪汪汪"的声音总不绝于耳.这倒是地道的民间创作.但一生从事民间文学研究与领导工作的贾芝先生,似乎对这类声音无兴趣,也陌生得很.

兄弟俩在同一学校念中学,那是太原有名的成成中学,从校长到教员都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山西学生,五四新文化的火种由这些人传到封闭自守的娘子关内.贾氏兄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开始认识世界,也开始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的启蒙著作.在中学里贾芝先生依然是个品行优秀的学生;而贾植芳先生,刚开始在《山西日报》上投稿发表文艺创作,那时他还用了一个鸳鸯蝴蝶气十足的笔名，叫"冷魂".

大约是因为弟弟的顽劣难驯,当兄弟俩一同离开太原上北京考高中时,贾芝先生向家长正式提出.,辞呈",宣布不再承担管理弟弟义务.贾芝先生学业优异.先后考北师大附中、北京私立第四中学等几个学校.次次榜上有名.植芳先生则名落孙山,故而凭兴趣报考了一个由东北军阀出资开办的军校冯庸大学.这下倒是一考就中,可见其举仍然不在书斋.可是他报考军校的行为遭到了出资供他们上学的伯父的反对,老伯父一生为商,精细过人,他绝不愿意花钱把侄儿培养成一个战争的炮灰.经过几番周折.贾植芳先生考入了美国教会学校崇实中学高中部,兄弟俩各有所归,就正式分开居住.这以后贾芝先生由中学到大学,由诗人到革命者,由北平到延安再回到北京,一路风顺;而这以后.17岁的贾植芳先生则开始了多灾多难的"自由"生涯,由监狱到监狱,由民族战争到政治运动.由"危害**"的囚犯到"反革命集团"的胡风分子. 20世纪中华民族的每一次浩劫他都没有躲过.

在孔德学院与崇实中学里,贾氏兄弟接受了同样良好的教育.孔德学院是由蔡元培等人创办的.在当时动荡不安的北平城里,可谓是一个世外桃源式的绿岛.这个学院以法语为第一外语,爱好文艺的学生很快就沉浸在源远流长的法国文学传统之中,其中有雨果、夏朵勃里盎式的浪漫派,也有波德莱尔、马拉美式的象征派.贾芝在这个优雅的学院里开始吟唱起轻约美丽的诗.1935年他出版了第千本诗集.取名叫《水磨集》.优美的低声吟唱引来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有的是大学本科生,有的是不同年级的高中生,但共同的爱好把他们吸引在一起,聚成了一个诗社叫泉社.如果以后有人研究中国校园文艺史,它至少孕育出两个后来在文学史上都有过影响的人物:一个是贾芝.还有一个是台湾蓝星社的创始人覃子豪.听贾芝先生回忆说,他们当时一共有五个朋友,除了贾芝和覃子豪以外,还有沈颖、周麟和朱锡侯.后来政治的动荡与**的兴起,这个诗社也开始分化. 结果这个诗社大概散掉了,朱、沈、周都去了法国,覃子豪去了日本,只有循规蹈距的贾芝,哪儿也没有去,依然在中法大学读哲学.抗战爆发后,他随学院迁至西安,毕业于西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经济系,随后就去了延安.

植芳先生就读的崇实中学也是**学校,住有暖气,食有西餐，条件相当好.教育以英文为主, 除中文课以外,都用英文上课,学生很快就在那里打好了中英文的基础.贾氏兄弟都是在中学里受到了中共地下党的影响.贾芝至今还能回忆起,有一个姓曹的朋友,一次把他悄悄拉到一边递给一本书说,你看了一定喜欢,贾芝打开一看,扉页上赫然是马克思的头像.贾植芳的同寝室同学是熊庆永,大名鼎鼎的数学家熊庆来的弟弟,熊庆永当时正策划着中学生进步的读书会,贾植芳就在他的影响下,正式接触了进步的学生运动.不过贾植芳没有他哥哥那祥的幸运,他的激烈的性格和冒失的行动很快就引起了特务的注意.1935年春,校方的一个美国教师终于向他下了逐客令,就在还有半年就可以拿到文凭的时候,崇实中学把这个山西籍学生赶走了.这以后,贾植芳又连转了两个学校,都不能读长久,他就干脆搬到沙滩那儿一个学生公寓去住,每天跑北平图书馆自学."一二.九"学生运动发生,植芳先生正属闲散人员.无端地卷入散发传单,被捕了.被捕那天是1936年的春节.本来在北京有一家麻袋店,也是山西人开的,贾氏伯父投资了一万元,他们兄弟俩的生活,也常由这家麻袋店照料.老板是个江湖人,每年春节前都向贾氏兄弟打个招呼.请他们一起去过年.可是植芳先生虽出身商人家庭,却瞧不起商人,懒得与他们应酬,于是也就不去.不料北京的春节家家店铺都关门过节,吃饭就成了问题,他在街上走来走去,找不到东西吃, 饿得头昏眼花,早早地回到公寓.用冷水浸头.便睡去.就在半夜他被抓进了公安局.事隔几天北京的报上登出了梅园公寓学生被捕消息.麻袋店伙计见植芳没去过年,又见报上的消息.知道不好，连忙打电话给贾芝先生.老实的贾芝先生本来是站着接电话的,一听到弟弟被抓,脚一软,头一昏, 咕咚一下坐在地上起不来了.他很天真,按当时国民党颁布的"危害**紧急治罪法",他弟弟很可能要送命,他以为他那不安分的弟弟就这么完了.于是向麻袋店要了20元钱,买了蛋糕、点心一大包送到公安局去,希望能见着弟弟一面.可是他吃了个闭门羹,国民党抓学生本来就是偷偷摸摸干的,压根不承认抓过一个叫贾植芳的学生.结果还是那个麻袋店老板谙熟此道,托了人情才把植芳先生保释出来.

1936年初夏.贾芝先生托孔德学院一个教授为弟弟办了个日本入境签证.让植芳先生逃亡日本.这一别,兄弟俩各奔东西,直到18年以后才在北京重逢,那时候.将又是另一番滋味了.

植芳先生在日本开始接触左翼文艺运动,不久,他在内山书店里看到《工作与学习》丛刊的第一集和第二集,丛刊中的文章散发出强烈的鲁迅式的战斗气息,当时鲁迅已经去，世.植芳先生从这两本丛刊风格中获得了极大的惊喜,于是写作了一篇小说《人的悲哀》,未经人介绍就寄给那家丛刊编辑部.小说后来发表在丛刊第四集上,同时也收到编者胡风的来信.植芳先生与胡风的友谊就从此开!他后半生的曲曲折折的政治官司,也由此埋下了祸根

大约差不多就在植芳先生与胡风取得联系的同时,贾芝先生与李星华也相爱了.李星华是李大钊的女儿,父亲就义后一直受到周作人的照顾.她在孔德学院念高中与大学,因为生活困难,周作人帮助安排她给学院刻写蜡板,作为半工半读.1932年她参加了反帝大同盟和中共党组织,利用刻蜡纸的机会刻印传单.不过那时候,大约她与贾芝先生还没有太多来往,要不,做弟弟的植芳先生一定会知道的.1940年李星华带着三岁的孩子去延安,按时间推算,她与贾芝的恋爱应该发生在1936年左右.植芳先生是在日本得知哥哥有了恋人的消息.卢沟桥事变以后,星华回河北家乡,不久,因弟弟参加冀东暴动失败.她又带着弟弟回到北平,由周作人安排在北大的会计科当出纳员,维持生活.这期间,贾芝随学院迁移到西安,毕业后直接投奔了延安.贾芝先生由诗人转向实际革命,当然是时代对青年的一种召唤,但李星华对他的影响也当包含其内.

贾氏兄弟俩早先都由父母包办婚姻,早早的娶了妻.贾芝与星华因自由恋爱而同居,不久生下一子,取名"马拉美".抗战爆发以后贾植芳由日本转道香港回国.听说李星华一人带着孩子生活十分艰苦,他立刻寄去200元钱托北京的麻袋铺子转交,并让老板每月支付星华一些钱,算在他的生活用费上.一次他们的伯父去北京做生意,听铺子的伙计说起贾芝在北京自由恋爱的事,先是拍桌大怒,后知星华已经生了儿子,才转怒为喜,在有名的丰泽园饭馆办了一桌酒菜算是贾氏家长认了这个儿媳妇.

1940年，李星华带了弟弟与孩子离开沦陷区北平.当时,贾植芳正在山西秋林镇任山西"战时新闻检查处"副主任,与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有了联系.李星华一行先由伯父派伙计送至山西老家, 再由父亲派长工送到秋林镇,住了一个多月.那时《新华日报》西安分馆的经理,正是当年孔德学院诗社中的五人之一沈颖,植芳先生通过他的关系网八路军办事处联系上了,再派职员把他们送至宜川,雇马车到西安.再转送去延安.前后经过了晋绥敌伪的统治区、阎锡山的第二战区和国民党统治区.整整用了四个月,才到延安与贾芝团聚.这条漫长旅途中,秋林镇是至关重要的一站,当值芳先生与八路军办事处接上关系后,倾囊为嫂子打点行装,准备了一切生活用品,才放心地让他们离去. 1979年初冬,李星华去世,植芳先生在追悼会上听主持人念死者的生平,其中说到:"一九四○年李星华同志在商人家庭的护送下到了延安."当时.植芳先生"胡风分子"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植芳先生早先的那一位妻子,据说身体赢弱.过门不久,植芳先生即离家外出,在北京吃了政治官司.出狱后又亡命日本.一直未能回家团聚.1938年,植芳先生辗转回到汉口,才获知这个年轻文弱的姑娘已经因肺病去世.当时23岁的植芳先生一定相当伤感,她虽然死于病,但他多年出走难道没给她生活带夹凄凉么?他肇祸入狱难道没给她精神上带来打击么?再加上中日战争的烽火,自己对一个弱女子的生命与生存,难道尽了一个丈夫应有的责任么?虽说我们的祖宗向来有"先报国后成家"的遗训,但对于重情重义的植芳先生来说,这种自责与负疚,一定沉沉地压在他的心头.这时候他创作了一个抗日独幕剧《家》,他给剧本加了一个与内容完全不相干的标题:呈婵娥君之亡灵,.我不知道这个:"婵娥君"是不是那个可怜的姑娘的名字.剧中写了一个农村大户的少奶奶,丈夫在外读书、被捕,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释放出来,却不回家而去参加了抗日的部队.那个年轻的妻子深受刺激,也在剧中呓语般的说着:他完全忘了我.他是自由了,但是我并不自由......我想他,我害怕想他.他在信里说:教人要像人那样活下去……他没想到,一个人快要死了,完全是他的蹂躏、他的罪过.我是穷光了!我什么也没有,只有死..:....我现在要动用它了.

当我读到那个剧本时.我猜想植芳先生的心理一定是很沉重,很痛苦,感情陷在忏悔的漩涡里排遣不开.我也以为只有这样理解植芳先生的感情与为人.才能真正理解他后来与任敏师母之间生生死死,老而弥笃的坚贞爱情。

植芳先生与任敏师母相识于1942年,也许1944年.任敏师母那时在西安商业专科学院会计系读书.结识了流落古城卖文为生的植芳先生,两人由相知到相爱,自由结为夫妻.这对植芳先生流离颠簸的人生,就仿佛风浪中的航船终于有了停泊的港湾,但于任敏师母则将有大半生的岁月被贫穷、逮捕、流放、迫害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尽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妻子的责任.

从1938年起,贾芝先生一直在延安从事文化工作,先入抗大,再入鲁艺,1943年后在延安大学任教,直到1949年进北京,在文化部工作.而这段时间正是植芳先生九死一生的人生历程,他辗转于山西、重庆、陕西、山东、江苏和上海.经历的是战争.追捕、策反、囚监,释放,再回监,连同他的妻子.1945年春.他在陕西黄河边上的一支国民党工兵部队里作日文翻译,被上峰怀疑是共产党,要抓去秘密处决.他获知后,带上任敏师母连夜逃亡,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爬过一座又座的荒山,直到天转明时方才脱险.任敏师母环顾四周荒凉山石,怨恨地说:"我们这么苦,还不如到延安去吃小米."植芳先生默然.他在延安方面的朋友并不少,哥哥嫂子在那儿不说,还有他的许多留日同学都在延安,他对那边的情况相当了解.但作为一个终生以特立独行为做人原则的知识分子,中国之大,恐怕哪儿也找不到他的安全庇护所,他命定要吃苦、受难,去经受许许多多难以想象的磨练. 他只配直起腰杆.携着与他共命运的女人,大步地迈向一个更大更不可知的灾难.一一半年以后,他在徐州以策反罪名被抓进日伪警察特高科.再过二年,他们夫妇又被国民党中统局抓进监狱;再之七年以后,他们又以"胡风分子"的罪案,一个被关押狱中,一个被流放青海,天各一方.]

在1954年春节,即反"胡风"运动的前一年,植芳先生与任敏师母北上探亲,与失散多年哥嫂、大妹、父亲团聚.贾芝先生那时在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当领导,植芳先生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当教授, 本来应该说,经过20年的追求与奋斗,都已各得其所.理当重叙兄弟恰恰的天伦之情.然而,也许谁都没有意识到一场新的灾难阴云已经布满在兄弟俩的头顶上.那时反胡风的火药味已经相当浓厚, 作为胡风的朋友.植芳先生上北京本来是普普通通的省亲,这时也不能不卷入到一场噩梦般的纠葛之中.植芳先生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我在他们互相仇视的双方之间.处于一个很特殊的地位,一方面是我的哥哥,他在文学所当支部书记.当然跟何其芳们是站在同一个立场上.他们希望我能够和胡风划清界线.或者像舒芜那样反戈一击;在另一面.我又是胡风生死与共的朋友,胡风也知道我的这些亲属关系.他也想通过我了解上面对他的看法."就因为这种关系,后来闹出了许多是是非非. 这些在植芳先生的回忆录里都有记叙\在此不赘.不过我觉得.虽然那时贾芝与胡风是站在两个不同立场上的人,但贾芝对弟弟并没有什么成见,也没有因政治问题而使亲兄弟感到生分.贾芝先生终究是个厚道人.植芳先生好几次跟我说起,他1979年再度去北京时.曾在背地里问过肖军,贾芝在多年的政治运动中为人如何,肖军潇洒地说:"贾芝嘛.是个老实人,那些事他都是奉命的,自已不会主动去干.""老实人",大约这是一个正直的人对50年代以来极"左"路线下的文艺官的**评价了。

植芳先生1955年被捕,任敏师母也受牵累被审查,后被调至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工作.反右以后,上海市领导除了发动打麻雀、灭苍蝇的"除四害"运动以外,还传出一种说法,就是要把上海搞成"四无"城市.将有政治问题的人都迁出上海，任敏师母深知自己的身份.居犬不易,便报名去了青海,说是"自愿",形同流放.植芳先生在狱中丝毫不知外界情况,一日.公安局来提人,把他叫去看一封信,信是哥哥贾芝写的,里面写道:"......关押在你处的胡风分子贾植芳是我的弟弟,他妻子任敏到青海去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现寄50元,是任敏留下的,请转给贾植芳.经组织批准了贾植芳以后的生活费用归我们负责.以利于他的学习."原话与记忆总是有出入的,但植芳始终记得他哥哥的**一句是以利于他"学习".而不是用通常的政治术语"改造".这在灾难中,自然给了他很多安慰.这以后,他在监狱里经常收到哥哥寄来衣服和营养补品.有一个时期还收到哥哥寄来的《红旗谱》等小说。

中国现代政治运动大都是冲着知识分子来的.贾芝先生是大都市的学生出身,早先还写过象征诗,按说也受过"资产阶级文艺的影响".但他投奔延安后,不仅在抢救运动与延安整风中平安无事, 而且受到信任1955年胡风一案株连千人,一些胡风分子连亲戚、朋友、学生,甚至投稿者这样社会关系都尚且不免,但他作为.“骨干分子”的亲哥哥,却没有受到太大的麻烦,平平稳稳地做着他那个不太大也不小的"官".这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下似乎是一种奇迹,更何况他为人正派、厚道,如肖军言,未见主动去干"那些事".

但任敏师母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以为放弃大城市生活,只身来到这茫茫大西北,在山区里一座简陋的小学里教书,总能避开灾祸了吧?没想到专制的魔爪,依然没有放过她.一年以后,她以为反革命翻案的罪名,重新被捕,在青海劳改农场里度过了张贤亮笔下的"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洗三次"的奇异历程,直到自然灾害时期,劳改农场的犯人都饿死得差不多了,有关方面才给她减刑提前释放,回山西老家种地.

1986年,贾芝与贾植芳双双结伴回乡,我陪同旅行,对这一对老兄弟的个性与为人风格有了更为深切的感受.贾芝先生朴素、稳重,更像一个农民出身的干部;而植芳先生却谈笑风生,热情洋溢, 说话时不断挥动手杖,有一种老顽童的神态.了却几十年的思乡之情，使这两个老人年轻了许多。

现在,他们都已"退"下来了.贾芝先生由领导岗位上离休,依然从事着民间文学的研究工作.由他负责主编的《延安文艺丛书》、《中国新文学大系》和《解放区文学书系》中的三册"民间文学"卷,都已一一出版.目前他正在主编《中国歌谣集成》,据说是每省、区、直辖市各编一卷,若能出齐.将为当代**规模的采风.我最近一次见到贾芝先生是在一年前,他在现在的爱人陪同下,风尘仆仆地南下,参加全国歌谣编选工作会议,途经上海,他兴奋地告诉我们,《中国歌谣集成》的广西卷已经付印,其他地区如江苏、山西、宁夏等地区的初稿也已审看过了,估计在今后六、七年内能够终审全部31卷书稿.

贾植芳先生前几年也已退休.但仍然有着指导博士生和硕士生的任务.在教书育人中,我特别喜欢听植芳先生一杯茶,一支烟中,侃侃而谈.风骨毕现,从中不仅传授了读书的心得,更是传染了一种难得的为人风格.近年来植芳先生接连出版了两本文集,一本是散文集《悲哀的玩具》,另一本是序跋集《动后文件》.同时,他还在撰写回忆录《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记叙他那多灾多难的一生. 

虽然处境差不多.不过两位老人的心境仍然是不一祥.近读一本装帧漂亮的书,叫《文化老人话人生》.贾芝先生与植芳先生各写了篇谈人生的文章,放在一起读觉得相当有趣.不妨抄录几段,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贾芝先生说:"有人说离休干部再做点有益于人民的事是发挥余热，这余热,一说,我也很不以为然.;余热,这个词儿,用词虽则巧,又怎能概括离休干部的一种无私奉献精神?这些乐意为人民.为共产主义理想终身奉献自己的人难道真是应列入自作多情的行列吗?"然而贾植芳先生则说:"我现在还活在这个激变中前进的生活世界里,要活着就得吃喝,就得消费.生命是一种自然体，它总是按自己规律在宇宙轨道上运行.活一天就是为这个国家和社会做些应该做和力所能及的事, 当一天和尚就得撞一天钟,老牛破车拖到哪里算哪里了,所以我不感到寂寞和空虚."

然后,植芳先生又说:"生而为人,又是个知书识礼的知识分子,毕生的责任和追求,就是努力把‘人’字写得端正些,尤其是到了和火葬场日近之年,更应该用尽吃奶的**一点力气。把｀入’这个字**上一划,划到应该划的地方去."

这两兄弟老了,但终究还是有些不一样.

           《上海通俗文艺通讯》1996 第三期 转载南京师范大学《文教资料》1996.1

 转载《社团是个大舞台——上海通俗文艺研究会成立20周年巡礼》（上海三联书店出版）